目的:探讨含益生菌溶剂经回肠造口顺行灌肠对低位直肠癌行经括约肌间切除术(ISR)并回肠造口手术患者术后肛门及肠道功能的影响。方法: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武汉大学中南manbet官网登录 结直肠肛门外科收治的85例因低位直肠癌行ISR并回肠造口手术患者临床资料和随访信息，其中未灌肠组60例，含益生菌溶剂顺行灌肠组25例，比较两组患者基线资料与临床指标，通过问卷量表，直肠肛门测压，肠镜等评估患者术后肛门及肠道功能等情况。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 χ2检验或连续校正的 χ2检验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 结果:含益生菌溶剂顺行灌肠组在造口还纳术后1、3、6个月Wexner失禁评分、低位前切除综合征评分(LARS)、6个月梅奥内镜评分(MES)、还纳术后首次排气、排便时间、并发症发生率低于非灌肠组[(11.60±1.97)分比(13.23±3.47)分、(9.40±2.50)分比(11.17±3.65)分、(7.08±1.75)分比(9.38±2.58)分， t＝2.730、2.207、4.757， P<0.05， Z＝－2.145、－2.519、－2.165， P<0.05； Z＝－3.332， P<0.05；(36.12±13.56) h比(57.67±16.60) h、(41.88±16.06) h比(60.15±16.64) h、8%(2/25)比31.7%(19/60)， t＝5.735、4.657， χ2＝4.117， P<0.05]，在还纳术后1、3、6个月大便失禁生活质量评分(FIQL)高于非灌肠组，Lifestyle/生活方式[(1.69±0.20)分比(1.36±0.21)分、(2.06±0.22)分比(1.77±0.24)分、(2.34±0.25)分比(2.01±0.31)分， t＝－6.498、－5.317、－4.744， P<0.05]、Coping/心理应对[(1.67±0.26)分比(1.49±0.27)分、(1.90±0.35)分比(1.73±0.33)分、(2.38±0.35)分比(2.15±0.37)分， t＝－2.715、－2.056、－2.585， P<0.05]、Depression/抑郁[(2.19±0.34)分比(1.81±0.31)分、(2.37±0.47)分比(2.04±0.50)分、(3.09±0.36)分比(2.76±0.64)分， t＝－5.048、－2.827、－2.902， P<0.05]、Embarrassment/社交窘迫[(2.15±0.66)分比(1.76±0.55)分、(2.31±0.75)分比(1.95±0.64)分、(2.61±0.76)分比(2.22±0.67)分， t＝－2.788、－2.264、－2.284， P<0.05]，两组在还纳术后3、6个月肛管静息压(ARP)、肛管最大收缩压(MSP)、直肠最大容积(MTV)、直肠顺应性(R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0.07±6.17) mmHg比(26.54±4.34) mmHg、(33.46±6.22) mmHg比(29.33±4.70) mmHg，(97.13±8.23) mmHg比(90.84±12.07) mmHg、(105.63±8.12) mmHg比(100.67±13.09) mmHg，(56.50±6.39) ml比(59.50±8.01) ml、(62.30±6.48) ml比(63.30±7.90) ml，(5.72±1.27) ml/mmHg比(5.65±1.15) ml/mmHg、(8.20±1.52) ml/mmHg比(7.81±1.54) ml/mmHg， t＝－1.478、－1.675、－1.361、－1.018、0.925、0.309、－0.128、－0.568， P>0.05]。 结论:通过含益生菌溶剂经回肠造口顺行灌肠可以一定程度改善ISR患者术后肠道功能及排便症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加快患者术后肠道恢复情况。

目的:分析肠液回输在低位直肠癌患者直肠前切除并预防性回肠造口术后的作用。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的方法，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浙江金华广福肿瘤manbet官网登录 低位直肠癌患者6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采用直肠前切除并预防性回肠造口术治疗）和观察组（采用直肠前切除并预防性回肠造口术联合肠液回输治疗），每组30例。术后次日和术后3个月采用低位前切除综合征（LARS）评分量表评估肛门功能，采用患者参与主观整体评定（PG-SGA）法评估营养状况，采用造口患者生命质量量表（stoma-QOL）评估生命质量；记录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预定手术。两组术后次日LARS评分和LARS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术后3个月LARS评分和LARS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18.63 ± 3.15）分比（24.90 ± 6.11）分和23.33%（7/30）比46.67%（14/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或<0.05）。两组术后次日PG-SGA评分和营养不良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术后3个月PG-SGA评分和营养不良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3.07 ± 0.82）分比（5.13 ± 1.01）分和26.67% （8/30）比46.67%（14/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或<0.05）。两组术后次日stoma-QOL的心理负担、社会交往、造口管理和日常起居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术后3个月各项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27.70 ± 4.28）分比（21.47 ± 5.16）分、（14.33 ± 2.03）分比（11.90 ± 1.64）分、（14.87 ± 1.92）分比（11.57 ± 2.38）分和（15.30 ± 1.03）分比（12.37 ± 2.1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30.00%（9/30）比60.00%（18/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5.45， P<0.05）。 结论:针对低位直肠癌患者，实施直肠前切除并预防性回肠造口术联合肠液回输可减少LARS，改善营养状态，提高生命质量，还可减少并发症。

随着外科技术的进步和治疗方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低位直肠癌患者在不牺牲生存期的前提下实现了保留肛门的目的。但是低位直肠癌患者术后常出现排气排粪失禁、排粪频繁、排粪聚集和排粪急迫等功能障碍。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的主要术式包括低位直肠前切除术（LAR）、经括约肌间切除术（ISR）和结肠肛管吻合术（Parks术）等。低位直肠癌行LAR的患者术后重度低位前切除综合征（LARS）的发生率高达84.6%。ISR术后排粪功能劣于LAR术，且ISR手术范围越大，术后功能更差。关于Parks术的排粪功能研究较少，目前证据显示，术后短期排粪功能劣于LAR，但是随着时间延长，功能可逐步恢复。结直肠外科ManBetX万博官网地址下载 尝试通过改变肠道重建方式改善患者术后排粪功能，但是目前证据表明，在LAR术中使用J型储袋或端侧吻合并未降低排粪障碍的发生率；ISR术中重建储袋也不能降低重度LARS的发生率。总而言之，低位直肠癌患者术后排粪功能的保护，任重而道远。

经括约肌间切除术（ISR）是低位直肠癌极限保肛手术。为促进ISR手术的规范实施，本文追溯ISR的发展历程，并参照最新发布的《低位直肠癌经括约肌间切除术中国专家共识（2023版）》讨论制定过程中的投票情况，对ISR在临床应用中的诸多重要议题进行论述。直肠肛门的ISR相关局部解剖学问题方面，肛尾韧带和裂孔韧带并非同义词；直肠纵肌发出直肠尿道肌的移行处，可观察到神经血管束（NVB）的分支分布。ISR适应证及禁忌证方面，Ⅰ期不适合局部切除的低位直肠早癌和Ⅱ~Ⅲ期低位直肠癌新辅助治疗后，肛提肌裂孔以上的肿瘤降期为ycT3NxM0以下、肛提肌裂孔以下降期为ycT2NxM0以下者，可行ISR。低位直肠印戒细胞癌、黏液腺癌和未分化癌为ISR手术禁忌。对于局部进展期低位直肠癌（特别是前壁肿瘤），应规范地行新辅助治疗，同时亦应认识到新辅助放化疗是ISR术后肛门功能不良的危险因素。经肛、经腹以及经腹经肛混合3种ISR入路方式的选择应基于根治性和功能性，在保证切缘阴性的前提下，尽量多保留远端健康肠管。应重视围手术期并发症，特别是吻合口并发症的诊治。超过40%的ISR术后患者遭受不同程度的低位前切除综合征，但常为临床ManBetX万博官网地址下载 所忽视，应重视其术后随访和康复锻炼。

经括约肌间切除术（ISR）作为低位直肠癌的极限保肛手术，不仅能够获得满意的肿瘤学结果，并且可降低永久性造口概率。然而，控制排便功能紊乱是ISR术后不容忽视且最为常见的临床难题。目前仍缺少以患者报告结局测量工具评价术后肛门功能与生活质量以及治疗低位前切除综合征（LARS）的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笔者单位临床实践，从以下几个方面系统性阐述ISR术后肛门功能、生活质量、生理功能、解剖形态学评估以及功能康复治疗的研究进展。术后肛门功能常根据多种量表组合进行评估，包括大便失禁评估量表、胃肠功能问卷、特异性LARS评估量表和大便日记。ISR术后生活质量的评估更适合采用症状特异性生活质量量表。可采用水灌注式或高分辨率固态直肠肛管测压评估ISR术后患者生理功能，并采用排粪造影和3D直肠腔内超声评估其解剖形态学变化。生物反馈电刺激、盆底肌功能锻炼、直肠球囊训练、经肛门灌洗和骶神经调节术等均是术后康复治疗的可选方式。

保肛手术是目前中低位直肠癌治疗中的热点。尽管保肛手术保留了肠道的解剖连续性，但患者术后功能及生活质量能否达到满意的效果仍有待进一步证实。现有的研究显示，保肛患者术后1个月多项功能及症状评分较术前明显恶化，而在3~6个月内逐渐恢复并接近术前水平，在1年左右基本稳定。患者术后功能变化情况与患者相关因素、肿瘤因素、治疗相关因素和术后并发症密切相关。（1）在患者相关因素中，年龄<70岁患者的角色功能、性功能相对较差，而认知功能、躯体功能则相对较好；男性患者在性功能、社会功能下降相对明显。（2）在肿瘤相关因素中，肿瘤位置较低的患者排粪功能较差，进展期较早期肿瘤患者额外增加化疗治疗及副作用影响。（3）在治疗相关因素中，患者经括约肌间切除术后的排粪功能、社会功能、角色功能下降相对明显；预防性造口使患者角色功能、身体形象、性兴趣恶化；放化疗治疗使患者味觉改变、胸闷等化疗相关症状评分恶化。（4）在术后并发症方面，吻合口漏患者术后排粪功能、心理状态在近期明显下降；重度直肠前切综合征及泌尿生殖系统障碍患者的总健康评分，躯体功能、角色功能和社交功能下降。总体来说，保肛手术患者的短期生活质量改变是可接受的。在该阶段应对患者进行针对性地干预和治疗，以期提高患者术后的功能及生活质量。另外，由于多种因素同时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研究者对术后生活质量评分的解读存在一定困难，需要更具体及全面的评价工具来评价直肠癌术后的生活质量。

在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手术中，最常用的4种肠道重建方式为结肠肛管端端吻合（SCA）、结肠J型储袋吻合术（CJP）、结肠成形术（TCP）以及结肠肛管端侧吻合术（SEA）。不同的肠道重建方式对患者术后的排粪功能、泌尿功能和性功能影响不一。SCA是最为传统的方式；CJP是研究较多，发展较为成熟的重建方式，但是最近的研究显示，CJP并发症发生率最高，临床应用时要谨慎；SEA在近期和远期的排粪功能、排尿功能和性功能均不劣于CJP和SCA，手术安全性也值得信赖，有望成为SCA和CJP的替代术式。而关于TCP的研究最少，但是目前有一些相关的临床试验正在开展，其结果值得期待。肠道重建方式的改良与创新为直肠癌患者更好的功能预后提供了光明的前景。

目的:初步探讨机器人手术系统应用于极低位直肠癌次全括约肌间切除（ISR）手术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manbet官网登录 普通外科完成的9例机器人手术系统辅助次全ISR手术的患者资料。观察手术相关指标，术后1个月起门诊随访检查吻合口、肿瘤复发和生存情况，随访截至2018年8月31日。并发症分级依据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术后1年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进行Wexner失禁评分和直肠低位前切除综合征（LARS）评分调查。结果:全部患者中男性7例，女性2例，年龄为（54.0±11.9）岁，体质指数为（23.6±3.1）kg/m 2，肿瘤下缘距肛缘（4.2±0.7）cm。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无中转开腹。手术时间为（345.0±97.1）min，术中出血量为（122.0±100.3）ml，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远切缘为（1.7±0.5）cm，远切缘及环周切缘均阴性。4例新辅助治疗患者中，3例术后病理提示病理缓解，无淋巴结转移；1例术后分期ypT 2N 0M 0，TNMⅠB期。其余5例一期手术患者术后分期ⅠB期（T 2N 0M 0）3例，ⅢA期（T 2N 1M 0）2例。获检淋巴结数目（14.0±1.7）枚。术后中位排气时间1（1~3）d，中位恢复流质饮食时间2（1~29）d，中位开放半流质饮食时间4（3~33）d。术后2例患者出现并发症：1例患者因保护性造口出口梗阻，予回肠袢式造口近端留置肛管，保守治疗1个月后行造口回纳术，术后顺利出院，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为ⅢB级；1例患者因盆腔感染、肠道双重感染合并麻痹性肠梗阻，经抗感染保守治疗后好转出院，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Ⅰ级。中位随访时间16（12~25）个月，无失访，1例患者术后8个月复查出现肺转移，其余患者均无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所有患者在保护性造口回纳后1年随访Wexner评分（5.3±3.9）分；LARS评分3例轻度，6例重度。 结论:机器人手术系统辅助行极低位直肠癌次全ISR安全可行。

目的:探索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aTME）对患者生活质量与器官功能的影响。方法:对川北医学院附属南充市中心manbet官网登录 胃肠外科于2018年7月至2019年5月行taTME治疗的66例患者进行前瞻性问卷评估，评估内容包括：EORCT QLQ-C30生活质量量表，低位前切除综合征评分量表、IPSS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表。将术前、术后1个月和术后6个月的得分进行比较。结果:共42例患者完成3次问卷随访，均未行预防性造口。（1）生活质量方面，躯体功能、角色功能、疼痛以及总体健康状况/生活质量在术后1个月时出现损伤，与术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除角色功能外，均在术后6个月时恢复到术前的水平（均 P>0.05）。（2）泌尿功能方面，3个时间点之间泌尿功能障碍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3）排粪功能方面，在术前、术后1个月和6个月的轻度低位前切除综合征（LARS）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1个月时重度LARS的发生率较术前升高（ P<0.001），术后6个月时重度LARS的发生率虽较术后1个月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Logistic单因素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经肛门手术时间对患者术后排粪功能并无影响（ P>0.05）。 结论:taTME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是有限且可逆的，对泌尿功能无明显影响，而taTME术后LARS的发生率较高，且在手术后6个月内不会有明显改善。

目的:分析直肠癌前切除术后低位前切除综合征(LARS)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9年6月北京大学第一manbet官网登录 普通外科和山西省中manbet官网登录 外科收治的504例直肠癌患者Dixon术后的临床资料。采用χ 2检验初步分析与LARS相关的危险因素，进一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影响LARS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应用列线图法对各个因素进行评分，构建评分模型。 结果:单因素分析发现：BMI ≥28 kg/m (χ 2＝9.450， P＝0.002)、肿瘤下缘距肛缘距离<6 cm (χ 2＝12.070， P＝0.001)、肠系膜下动脉高位结扎(χ 2＝8.279， P＝0.004)、术前新辅助治疗(χ 2＝11.230， P＝0.001)、术后吻合口漏(χ 2＝11.840， P＝0.001)均与Dixon术后重度LARS相关。多因素分析发现：肿瘤下缘距肛缘距离<6 cm( OR＝1.861，95% CI：1.289～2.688, P＝0.001)、BMI≥28 kg/m 2( OR＝1.747，95% CI：1.022～2.987， P＝0.041)、肠系膜下动脉高位结扎( OR＝1.688，95% CI：1.157～2.463， P＝0.007)及术前新辅助治疗( OR＝2.719，95% CI：1.343～5.505， P＝0.005)均是影响Dixon术后发生LARS的独立危险因素。Nomogram模型分析显示，各因素评分的总分范围为2～212分，对应的风险概率范围为30%～80%，总评分越高则发生重度LARS的风险越大。Nomogram模型的预测能力曲线下面积为0.749，95% CI：0.705～0.793( P<0.001)。 结论:LARS在直肠癌Dixon术后发生率高；肿瘤位置低、肥胖、术前新辅助治疗、肠系膜下动脉高位结扎是发生重度LARS的危险因素；列线图模型可更直观地评价发生重度LARS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