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胸壁补偿膜厚度及患者体型特征对乳腺癌患者手术后接受调强放疗治疗的摆位误差及放疗剂量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选取2021年1月至2023年6月阜阳市肿瘤manbet官网登录 肿瘤放疗中心治疗的103例乳腺癌患者,对患者进行锥形束CT检查,分析患者的体质量指数(BMI)、肿瘤位置、胸围、患侧乳腺体积对其摆位误差的影响,分析不同厚度的补偿膜对患者靶区、肺部、心脏、脊髓的放射剂量的影响.结果:不同BMI、不同患侧分布的乳腺癌患者在左右方向上的摆位误差无统计学意义(P>0.05);胸围≥89.0 cm、患侧乳腺体积≥650 cm3患者的左右方向摆位误差大于胸围<89.0 cm、患侧乳腺体积<650 cm3患者(P<0.05).不同患侧分布的乳腺癌患者在上下方向上的摆位误差无统计学意义(P>0.05);BMI≥23.1 kg/m2、胸围≥89.0 cm、患侧乳腺体积≥650 cm3患者的上下方向摆位误差大于BMI<23.1 kg/m2、胸围<89.0 cm、患侧乳腺体积<650 cm3患者(P<0.05);不同BMI水平、不同胸围、不同乳腺体积、不同患侧分布的乳腺癌患者在前后方向上的摆位误差无统计学意义(P>0.05).左侧乳腺癌病灶患者采用0.5 cm补偿膜和1.0 cm补偿膜的放射治疗计划靶区(PTV)D95%、PTV靶区D5%、左侧肺部V20%、心脏V30%、心脏平均剂量(Dmean)、脊髓最大剂量(Dmax)、机器跳数(MU)、均匀性指数(HI)测定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0.5 cm补偿膜患者的适形度指数(CI)值低于采用1.0 cm补偿膜的乳腺癌患者(P<0.05),右侧乳腺癌病灶患者采用0.5 cm补偿膜和1.0 cm补偿膜的PTV靶区D95%、PTV靶区D5%、右侧肺部V20%、脊髓Dmax、MU、CI、HI测定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于乳腺癌调强放疗患者,BMI、胸围、患侧乳腺体积均与摆位误差有关,采用0.5 cm和采用1.0 cm胸壁补偿膜均可以用于术后放疗,对放疗剂量和加速器跳数影响不大.

以滇西北熊蜂多样性全球分布中心为研究区,在群落花末期选取了香格里拉市境内19个开花植物群落,深入调查了熊蜂及开花植物的多样性.本研究计算了熊蜂的多样性指数,并量化了每个植物群落景观组成和景观配置的多种变量.广义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总体上熊蜂的多度和物种丰富度与调查群落的花资源密切相关,而熊蜂的香农多样性指数则主要受景观尺度林地覆盖比例的影响.由于不同特性的熊蜂对群落花资源和景观特征的反应可能不同,本研究进一步对不同体型和喙长的熊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根据飞行能力,大体型的熊蜂对周围林地和耕地覆盖比例的变化更敏感,而中小体型熊蜂更依赖调查群落里的花资源及周围生境间的连通性.从喙长来看,短喙的熊蜂主要依赖调查群落的花资源,而中长喙熊蜂由于其取食策略不同,更依赖景观尺度上的资源.研究结果阐释了花资源的可用性与景观特征对熊蜂多样性的影响式样及其潜在机制,发现飞行能力和觅食策略显著影响了不同熊蜂对环境依赖式样的差异.

目的:分析显微镜下多血管炎（MPA）的临床特征，观察不同病理类型的临床转归。方法:回顾性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manbet官网登录 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61例MPA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年龄将患者分为≥60岁组（46例）和<60岁组（15例），根据初发时血肌酐水平分为≥500 μmol/L组（18例）和<500 μmol/L组（43例）。记录患者的基本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等，采用伯明翰系统性血管炎活动评分（BVAS）评估疾病活动度。对23例病理资料完整的患者进行病理分型并随访其临床转归，以进展至终末期肾病（ESRD）或死亡为终点事件。结果:≥60岁组铁蛋白明显高于<60岁组[452（289，792）μg/L比210（119，451）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肌酐≥500 μmol/L组发热率、血红蛋白和血小板明显低于肌酐<500 μmol/L组[3/18比48.8%（21/43）、77.5（62.8，86.0）g/L比85.0（77.0，104.0）g/L和192（147，234）× 10 9/L比257（208，365）× 10 9/L]，胃肠道受累和BVAS明显高于肌酐<500 μmol/L组[16/18比25.6%（11/43）和20.0（16.0，23.3）分比15.0（12.0，19.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或<0.01）。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BVAS与肌酐呈正相关（ r = 0.42， P<0.01），与血红蛋白呈负相关（ r = - 0.42， P<0.01），与红细胞沉降率和血小板无相关性（ r = 0.05和0.04， P>0.05）。完成临床转归统计的23例患者中，6例肾脏病理表现为新月体型患者中5例发生终点事件，12例肾间质重度损伤患者中7例发生终点事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ESRD MPA患者平均生存期明显短于非ESRD MPA患者（41.2个月比63.5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 0.48， P = 0.028）。 结论:老年MPA患者与年轻MPA患者临床表现相近；初发时肌酐≥500 μmol/L和贫血预示着血管炎活动度更高；病理表现为新月体型或重度间质损伤患者预后较差，ESRD较非ESRD患者生存率更低。

目的:比较抗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免疫球蛋白G抗体（MOG-IgG）阳性与抗水通道蛋白4免疫球蛋白G抗体（AQP4-IgG）阳性视神经炎或伴有视神经炎的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患者的临床特征，并分析其预后因素。方法:共收集2018年7月至2019年8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manbet官网登录 神经内科以视神经炎为主要表现、血清抗体阳性的住院连续病例106例，根据血清抗体型别分为MOG-IgG阳性视神经炎（MOG-ON）组（35例）及AQP4-IgG阳性视神经炎（AQP4-ON）组（71例），平均随访14.9个月（5~26个月），比较不同血清型别视神经炎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转归差别，并进行不同转归的预后因素分析。结果:与AQP4-ON患者比较，MOG-ON患者男性［37.1%（13/35）比15.5%（11/71），χ2=6.274］、双眼受累［48.6%（17/35）比19.7%（14/71），χ 2 =9.432］、伴眼痛［82.9%（29/35）比62.0%（44/71），χ2=4.770］、视盘水肿［63.5%（33/52）比36.5%（31/85），χ 2 =9.442］及盘周出血［15.4%（8/52）比2.4%（2/85），χ2=6.286］较多见，其他自身免疫指标异常较少见［11.4%（4/35）比52.1%（37/71），χ 2 =16.360］（均 P<0.05）。与AQP4-ON类似，MOG-ON广泛累及幕上、幕下和颈、胸髓脊髓长节段及视路各段，但视神经眶内段前部受累较AQP4-ON多见（χ 2 =17.506， P<0.001），而视神经鞘膜受累少于AQP4-ON（χ2=4.075， P=0.044）。MOG-ON患者发病3个月矫正视力≥0.5的比例（92.3%，48/52）高于AQP4-ON患者（50.0%，34/68）（χ2=24.374， P<0.001），血清MOG-IgG阳性是视神经炎视力恢复的有利因素［ OR（95% CI）：11.537（2.090~63.690）］，起病年龄大［ OR（95% CI）：0.945（0.908~0.983）］、伴有其他神经系统受累［ OR（95% CI）：0.116（0.031~0.439）］、视神经鞘膜受累［ OR（95% CI）：0.246（0.066~0.916）］是不利因素。MOG-ON的复发率（37.1%，13/35）低于AQP4-ON（59.2%，42/71；χ 2 =4.550， P=0.033），伴有其他神经系统受累是视神经炎复发的促进因素［ OR（95% CI）：6.908（2.312~20.634）］。 结论:相比AQP4-ON患者，MOG-ON患者男性多见，更多表现为双眼痛性视力下降、伴视盘水肿及盘周出血、视神经眶内段前部受累，而视神经鞘膜受累以及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抗体阳性相对少见。MOG-ON患者较AQP4-ON患者治疗后视力恢复较好，复发较少。起病年龄大、伴有其他神经系统受累、视神经鞘膜受累是视神经炎恢复的不利因素，伴有其他神经系统受累也是视神经炎复发的促进因素。

目的:探讨双表型肝细胞癌（DPHCC）的临床病理学特点、免疫表型、诊断和鉴别诊断。方法:收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manbet官网登录 病理科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诊断的6例DPHCC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结果，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该组患者均为男性，年龄40~68岁（中位年龄45.5岁）。临床表现主要为右上腹闷痛，均有饮酒史及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病史。影像学检查5例为肝脏单发结节，1例为肝脏多发结节。组织学表现为肿瘤细胞排列呈梁状、腺泡状及实体型，梁索间有血窦相隔，纤维间质少。6例中有4例脉管内可见瘤栓。肿瘤细胞均表达Glypican-3、CK19，6例中4例表达AFP、Heppar-1、CK7，CD34均显示肝窦毛细血管化。所有病例均经手术切除病灶，4例术后辅以化疗，术后随访6~24个月，未见复发及转移。结论:DPHCC是肝细胞癌的一种特殊亚型，由于DPHCC与肝细胞癌的病理形态学特征相重叠，诊断DPHCC主要依靠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而CK19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调控DPHCC的发生、发展，因此CK19可常规应用于肝细胞癌的病理诊断借以筛查DPHCC。

目的:研究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MPO）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ANCA）相关性肾小球肾炎（MPO-ANCA-glomerulonephritis，MPO-ANCA-GN）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以及患者肾脏预后的相关因素。方法:收集2005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manbet官网登录 住院的172例MPO-ANCA-GN患者。回顾性分析患者的基线临床特征、肾活检病理特征，且对患者的肾脏预后进行随访。分析所有患者不同肾脏预后的临床特征及接受肾活检的112例患者的病理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影响肾脏生存的相关因素。结果:172例患者中男81例，女91例，年龄为66.0（59.0，72.0）岁，诊断时的血清肌酐为343.7（174.2，606.6）μmol/L，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为15.81（7.61，38.04）ml·min -1·(1.73 m 2) -1。76例（44.2%）患者接受了初始肾替代治疗（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RRT）。经过20（3，60）个月的随访，73例（42.4%）患者进展为终末期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需依赖透析，其中包括6例（8.2%）随访过程中进入RRT的患者和67例（91.8%）初始即接受RRT的患者。接受肾活检的112例患者中，硬化型组进展为ESRD的患者比例最高（15/25，60.0%）。非透析依赖组的基线血清肌酐水平（ P<0.001）、尿红细胞计数（ P=0.012）和球性废弃比例（ P=0.002）均明显低于透析依赖组，而eGFR（ P<0.001）、血清白蛋白（ P=0.002）和血红蛋白（ P<0.001）水平均高于透析依赖组。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局灶型组患者的肾脏生存率最高（ χ2=19.488， P<0.001），而硬化型组的肾脏生存率显著低于新月体型组（ χ2=5.655， P=0.017）；较高的血清肌酐（>320 μmol/L， χ2=77.229， P<0.001）和尿红细胞计数（>300个/μl， χ2=8.511， P=0.004）水平，较低的类风湿因子（<20 IU/ml， χ2=8.610， P=0.003）、血清白蛋白（<30 g/L， χ2=11.060， P=0.001）和血红蛋白（<90 g/L， χ2=21.921， P<0.001）水平与较低的肾脏生存率相关；在治疗方面，糖皮质激素加霉酚酸酯组的肾脏生存率显著高于糖皮质激素加环磷酰胺（ χ2=5.056， P=0.025）和单独使用糖皮质激素组（ χ2=16.459， P<0.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基线血清肌酐水平>320 μmol/L（ HR=8.803，95% CI 3.087~25.106， P<0.001）和血清白蛋白<30 g/L（ HR=2.566，95% CI 1.246~5.281， P=0.011）是患者进展至ESRD的影响因素。 结论:MPO-ANCA-GN患者诊断时的血清肌酐和血清白蛋白水平可能是影响患者肾脏预后的相关因素。

目的:探讨ⅠA期肺腺癌各病理学亚型成分比例对预后的影响，以及实体型或微乳头型成分（S/M成分）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在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manbet官网登录 接受完整手术切除的321例ⅠA期肺腺癌患者的资料。男性130例，女性191例，年龄59（11）岁［ M（IQR）］（范围：55~66岁）。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各病理学亚型成分比例对无复发生存和总体生存的判断价值。根据有无S/M成分将患者分为2组，其中无成分组又根据主型不同分为2组：含S/M成分组（S/M +组）120例、无S/M成分且贴壁型为主型组（S/M -LPA组）129例、无S/M成分且腺管型或乳头型为主型组（S/M -P/A组）72例。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3组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验证有无S/M成分是否为预后因素。 结果:S/M成分对于复发（实体型成分：曲线下面积=0.588， P=0.095；微乳头型成分：曲线下面积=0.566， P=0.106）和死亡（曲线下面积=0.589， P=0.104；曲线下面积=0.607， P=0.056）无诊断价值。S/M -LPA组、S/M -P/A组、S/M +组的5年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92.4%、82.3%、77.3%（两两比较： P值均<0.05），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7.4%、94.5%、83.2%（两两比较： P值均<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新分组（S/M -P/A组比S/M -LPA组： HR=2.691，95% CI：1.249~5.799， P=0.011；S/M +组比S/M -LPA组： HR=6.763，95% CI：3.050~14.996， P<0.01）是复发的预后因素。 结论:对于完整切除的、存在S/M成分的ⅠA期肺腺癌患者，S/M成分比例并不影响预后。基于S/M成分有无的新分组是患者复发的预后因素，S/M +组患者预后最差，S/M -LPA组患者的预后最佳。

目的:调查怀化及其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LADA)在新诊断2型糖尿病(T2DM)中的患病率，分析LADA的临床特征，研究LADA与T2DM患者临床特征及细胞免疫的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6月至2017年12月怀化市第一人民manbet官网登录 内分泌科门诊及住院的新诊断2型糖尿病患者420例，根据谷氨酸脱羧酶(GAD)抗体阳性结果，将其分为LADA组和T2DM组，其中LADA组21例[根据抗GAD滴度分为LADA1组(≥180 Units/ml高滴度)和LADA2组(<180 Units/ml低滴度)]，T2DM组399例。调查LADA患者的患病率。检测并比较LADA组和T2DM组间BMI、LDL-C、TG、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血糖(FPG)、空腹C肽(FCP)、餐后2 h C肽(2 h-CP)、胱抑素C(Cys C)、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对20例LADA及年龄病程相匹配的20例T2DM患者进行流式细胞术检测CD4 ＋/CD8 ＋T细胞亚群比值。观察LADA患者与T2DM患者临床生化特征及细胞免疫层面的差异。 结果:⑴新诊断T2DM患者中的LADA检出率为5.0%(21/420)，汉族与少数民族的LADA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3%和4.4%)( P>0.05)；⑵LADA组患者的C肽水平(FCP和2 h-CP)低于T2DM组( P均<0.05)；LADA1组的FCP及2 h-CP水平较LADA2组更低( P<0.05)。T2DM组的BMI、LDL-C高于LAD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T2DM组血清中的Cys C、Hcy、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水平高于LAD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⑶LADA组患者T细胞亚群CD4 ＋/CD8 ＋T细胞比值高于T2DM组( P<0.05)。 结论:⑴新诊断汉族及少数民族T2DM患者中均存在相似比例的LADA患者。抗体高滴度LADA较低滴度LADA及T2DM患者体型偏瘦，胰岛功能更差。但较LADA患者，T2DM患者与代谢紊乱更相关，其大血管并发症风险更高。⑵LADA组较T2DM组患者存在更严重的T细胞免疫失衡。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EAH）和早期子宫内膜癌（EC）保留生育功能治疗患者的肥胖指标特征，并分析肥胖指标与疗效的关系。方法:选择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就诊于北京大学人民manbet官网登录 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EAH和早期EC患者各40例（分别为EAH组和EC组），收集同期收治的子宫内膜良性病变患者40例作为对照（对照组）。回顾性分析3组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并计算肥胖指标，分析肥胖指标与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疗效及糖脂代谢指标的关系。结果:（1）肥胖指标：80例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EAH和早期EC患者中，肥胖［体质指数（BMI）≥28 kg/m 2］的发生率为40%（32/80），腹型肥胖（腰围≥80 cm）的发生率为79%（63/80）。EAH组、EC组患者的肥胖指标包括BMI、腰围、腰臀比、腰高比、身体圆度指数（BRI）、脂质蓄积指数（LAP）、内脏脂肪指数（VAI）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均<0.001）。（2）影响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疗效的相关因素及其预测疗效的价值：病理类型为EC及BMI、腰围、腰臀比、腰高比、BRI 5项肥胖指标高是保留生育功能治疗9个月后完全缓解（CR）率低的危险因素（ P均<0.05），BRI和腰高比分别联合病理类型对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疗效的预测价值中等［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16、0.714］。（3）肥胖指标与糖脂代谢指标的相关性：BMI、腰围、腰臀比、腰高比、BRI、LAP和VAI与稳态模型的胰岛素抵抗指数、糖化血红蛋白、三酰甘油水平均呈显著正相关（ P均<0.05），VAI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呈显著负相关（ P<0.001）。 结论:对于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EAH和EC患者，肥胖指标异常影响疗效，BRI和腰高比联合病理类型对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疗效的预测价值较好，临床中可选择适当的指标评估体型、预测疗效和评估糖脂代谢。

目的:探讨人体测量指标对糖尿病前期的预测作用。方法:为横断面研究。自2020年6月至2021年4月招募18~70岁糖尿病高风险人群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manbet官网登录 体检中心健康人群共239例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收缩压、舒张压、心率等资料，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检测胰岛功能及糖化血红蛋白（HbA 1c）。计算人体测量指标，包括腹部容积指数（AVI）、身体圆度指数（BRI）、身体肥胖指数（BAI）、锥度指数（C-index）、体型指数（ABSI）、身体肥胖估计量（CUN-BAE）及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等。依据OGTT检测结果将研究对象分为糖耐量正常（NGT）组和糖尿病前期组，使用秩和检验及χ2检验比较两组间基线资料及人体测量指标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分析HbA 1c、HOMA-IR与人体测量指标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人体测量指标对糖尿病前期的预测作用。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糖尿病前期的影响因素。 结果:NGT组119例（其中体检中心健康人群46例），糖尿病前期组120例。两组间AVI、BRI、BAI、C-index、ABSI、CUN-BAE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均与HbA 1c和HOMA-IR均呈正相关（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BRI以3.698为界值，ROC曲线下面积最大为0.710。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校正年龄、性别、收缩压、舒张压、心率后，BRI、BAI、C-index为糖尿病前期的影响因素（OR值分别为4.408、2.915和4.540，均 P<0.05）。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校正年龄、性别、收缩压、舒张压、心率后，AVI、BAI、ABSI对糖尿病前期的影响作用最大（OR值分别为2.925、2.713、2.222，均 P<0.05）。AVI、BAI、ABSI联合应用预测糖尿病前期的ROC曲线下面积最大为0.735。 结论:BRI、C-index对糖尿病前期预测作用较好，但不能作为预测糖尿病前期的独立指标，AVI、BAI、ABSI联合应用预测糖尿病前期的效果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