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重庆市2014年至2018年接受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1，HIV-1)感染者耐药突变情况。方法:收集2014年5月至2018年12月在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进行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6个月以上的HIV-1感染者880例，采集其血浆标本，使用一步法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和巢式PCR扩增HIV-1 pol基因区的蛋白酶及反转录酶区，获得的扩增序列与耐药数据库对比进行HIV-1基因型耐药分析。采用病毒基因分型工具软件分析HIV-1亚型分布。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880例患者中，血浆HIV-1病毒载量为(4.12±0.63) lg拷贝/mL；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为(251±124)/μL；抗病毒治疗中位时间为26个月。亚型分析中，重组型( circulating recombinant form, CRF)01-AE亚型在HIV-1亚型中占比最大，为38.9%(342/880)，CRF07-BC亚型占28.5%(251/880)，B＋C亚型占16.2%(143/880)。其中534例患者存在耐药突变，总耐药率为60.7%。对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 NRTI)、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on-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 NNRTI)和蛋白酶抑制剂(protease inhibitor, PI)的耐药率分别为51.0%(449/880)、58.6%(516/880)和1.7%(15/880)。对拉米夫定、恩曲他滨、依非韦仑和奈韦拉平的耐药较为严重，中高度耐药率分别为46.8%(412/880)、46.8%(412/880)、51.3%(451/880)和53.6%(472/880)；而对齐多夫定(6.0%，53/880)、依曲韦林(9.0%，79/880)和PI类药物的耐药情况尚不严重。NRTI最常见的耐药突变位点为M184IV(47.3%)、K65R(22.2%)和K70RE(12.6%)；NNRTI为K103NS (25.1%)、V106A(19.7%)和V179DE(14.4%)；PI为L10FIV(7.4%)和A71IVT(6.5%)。CRF01-AE亚型的耐药率为69.3%(237/342)高于CRF07-BC亚型的49.8%(125/251)和B＋C型的51.0%(73/14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22.6、14.6，均 P<0.05)。 结论:重庆市HIV-1感染者经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6个月后，耐药发生率高，以对NNRTI类药物耐药最为多见，其次为NRTI，PI较少耐药。耐药是HIV-1感染者病毒学突破的主要原因。

目的:对河南省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ART）失败后的基因型耐药检测，分析ART失败的耐药特征。方法:研究对象为2018年1月至2021年5月河南省18个城市接受ART时间≥6个月且病毒载量≥1 000拷贝数/ml艾滋病患者，收集艾滋病患者血液样本、社会人口学特征和ART信息。采用In-house方法进行HIV-1基因型耐药检测，将基因序列提交到美国斯坦福HIV-1耐药数据库分析耐药突变位点和药物耐药情况。结果:在887例ART失败的艾滋病患者中，样本成功扩增率为91.54%（812/887），总耐药率为83.25%（676/812），其中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RTIs）、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NRTIs）、蛋白酶抑制剂（PIs）和整合酶抑制剂（INSTIs）的耐药率分别为73.40%（596/812）、80.54%（654/812）、5.54%（45/812）和2.56%（17/663），4类药物的耐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 686.34， P<0.001），对2类药物同时耐药率为66.38%（539/812），对3类药物同时耐药率为5.79%（47/812）。共检出9个HIV-1基因亚型，以B亚型为主（59.61%，484/812），其次是CRF01_AE亚型（22.17%，180/812）和CRF07_BC亚型（9.48%，77/812），不同基因亚型的耐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1.33， P=0.001）。NRTIs相关突变位点中，M184V/I突变率最高（63.42%，515/812），其次是K65R（27.46%，223/812）；NNRTIs相关突变位点中，突变率位居前3位的是K103N/S（34.98%，284/812）、G190A/S（26.11%，212/812）和V106M/I（24.63%，200/812）；PIs相关突变位点中，突变率位居前3位的是M46I（4.31%，35/812）、V82A/F（3.82%，31/812）和I54V/MV（3.69%，30/812）；INSTIs相关突变位点中，E157Q/EQ突变率最高（3.47%，23/663），其次是R263K和G140A（均为0.75%，5/663）。在NRTIs中，拉米夫定和恩曲他滨以高度耐药为主（65.52%，532/812）；在NNRTIs中，奈韦拉平（77.46%，629/812）和依非韦伦（71.18%，578/812）以高度耐药为主；在PIs中，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中/高度耐药占比仅为4.19%（34/812）；在INSTIs中，艾维雷韦和拉替拉韦中、高度耐药分别占1.66%（11/663）和1.21%（8/663），未发现比克替拉韦和多替拉韦的高度耐药。 结论:河南省艾滋病患者ART失败的耐药率高，表现以NRTIs和NNRTIs耐药率高、耐药突变多样且复杂为特点。建议选择高耐药屏障药物，同时加强ART后病毒载量和耐药监测。

艾滋病患者合并人类细小病毒B19感染较为少见，而因其导致脑膜炎则更为罕见。本例患者以贫血起病，考虑为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因粪便常规发现蓝氏贾第鞭毛虫包囊而就诊于感染科，检查发现艾滋病和隐性梅毒。诊治过程中患者出现发热，伴头痛、头晕，血液人类细小病毒B19抗体阴性，腰椎穿刺检查显示脑膜炎改变，血液及脑脊液的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显示人类细小病毒B19，诊断明确。给予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和抗反转录病毒治疗。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常见脂质代谢异常，导致该类人群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增加。HIV全病程管理使包括心血管疾病在内的非艾滋定义性疾病（NAD）得到关注，抗反转录病毒疗法（ART）与血脂异常的关系以及不同类别的ART药物对血脂水平的影响差异需要引起重视。本文基于临床证据和国内外文献、指南及专家共识，对HIV感染者/AIDS患者（PLWHA）血脂异常的危险因素与诊疗管理方式进行总结和展望。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合并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患者启动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后，可能出现免疫重建炎症综合征(immune reconstruction inflamatory syndrome, IRIS)，导致病情恶化。现报道1例启动ART后1周即出现结核相关IRIS的艾滋病患者。患者在IRIS早期出现糖皮质激素抵抗，病情好转缓慢，在糖皮质激素减量过程中出现糖皮质激素依赖，多次病情恶化，最终需要长期糖皮质激素维持治疗以控制病情。

卡波西肉瘤是艾滋病患者常见的机会性肿瘤之一，临床诊断通常基于可见的临床表现，确诊依赖于组织学依据。依据肿瘤表现(tumor，T)、免疫状态(immune system，I)、是否存在全身性疾病(systemic disease，S)对艾滋病相关性卡波西肉瘤进行分期有助于病情及预后的判断。80%以上未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的T0期患者，经持续ART即可获得病情好转；重症患者需额外予以化学治疗、干扰素免疫疗法、局部疗法或其他方法。10%～40%的艾滋病相关性卡波西肉瘤患者经ART后会出现免疫重建炎症综合征，伴有血小板减少、糖皮质激素使用史的卡波西肉瘤相关免疫重建炎症综合征患者的病死率较高。

目的:了解采用干扰素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患者干扰素受体(interferon-α receptor，IFNAR)、干扰素刺激基因因子3( interferon-stimulated gene factor 3，ISGF3)、双链RNA依赖蛋白激酶(double-stranded RNA-activated protein kinase，PKR)、核糖核酸酶L(ribonuclease L，RNase L)的表达水平。方法:纳入2014年7月至2017年6月南昌大学第一附属manbet官网登录 感染科收治的41例CHB初治患者，18例给予聚乙二醇干扰素α-2b治疗，23例患者给予普通干扰素治疗。采用反转录荧光聚合酶链反应和蛋白质印迹法检测治疗前，治疗4、8、12、24周时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PBMC)中IFNAR1、IFNAR2、ISGF3、PKR、RNase L的mRNA和蛋白质表达水平。比较治疗有效组和无效组患者上述指标的表达水平。统计学分析采用 t检验。 结果:治疗24周时，25例患者治疗有效，16例治疗无效。治疗4周时，有效组患者PBMC中IFNAR1、IFNAR2和PKR的mRNA表达水平分别为0.748±0.129、1.169±0.125和1.047±0.091，分别高于无效组患者的0.591±0.021、0.689±0.059和0.791±0.03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304、16.482、-5.346，均 P<0.01)；有效组患者PBMC中ISGF3和RNase L的mRNA表达水平分别为0.739±0.159和0.780±0.140，无效组患者分别为0.690±0.035和0.733±0.12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160、-1.443，均 P>0.05)。基线，治疗8、12和24周时，有效组患者PBMC中IFNAR1、IFNAR2、ISGF3、PKR和RNase L的mRNA表达水平均高于无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基线，治疗4、8、12和24周时，有效组患者PBMC中IFNAR1、IFNAR2、ISGF3、PKR和RNase L的蛋白质表达水平均高于无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 结论:采用干扰素治疗后，CHB患者PBMC中IFNAR1、IFNAR2、ISGF3、PKR和RNase L的mRNA和蛋白质表达水平均可升高，其中IFNAR2和PKR在治疗早期(4周)即明显升高。

目的:了解艾滋病患者抗病毒疗效的影响因素。方法:选择2016年1月至2018年6月在北海市人民manbet官网登录 艾滋病门诊初治且依从性良好的107例艾滋病患者，根据患者是否自愿接受中药治疗分为两组，接受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ART)联合平肝解毒方剂治疗组(42例)，单纯接受HAART组(65例)。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48周时的病毒学和免疫学应答情况。采用聚合酶链反应产物直接测序法对白细胞介素-28B(interleukin-28B，IL-28B) rs12979860进行基因分型。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艾滋病患者抗病毒疗效的影响因素。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配对样本 t检验或 χ2检验。 结果:治疗48周时，42例HAART联合平肝解毒方剂组患者中，41例(97.62%)获得了病毒学应答，65例单纯HAART组患者中有58例(89.23%)获得了病毒学应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100， P>0.05)；HAART联合平肝解毒方剂组患者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增加了(244.32±101.83)/μL，与单纯HAART组患者的(211.56±112.50)/μL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522， P>0.05)。92例携带IL-28B CC基因型的患者中，88例(95.65%)获得了病毒学应答，而15例携带IL-28B非CC基因型患者中有11例获得了病毒学应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394， P>0.05)。携带IL-28B CC基因型患者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增加了(229.72±101.17)/μL，高于携带IL-28B非CC基因型患者的(173.40±89.64)/μ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028， P＝0.04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μL、IL-28B CC基因型、HAART方案中含蛋白酶抑制剂有助于提高抗病毒的疗效。 结论: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μL、IL-28B CC基因型、HAART方案中含蛋白酶抑制剂是艾滋病患者抗病毒疗效的影响因素。

卡波西肉瘤属于艾滋病定义性疾病，常见于CD4 +T淋巴细胞计数明显降低(<200/μL)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本研究报道1例高CD4 +T淋巴细胞计数(284~338/μL)的HIV感染并发播散性卡波西肉瘤(累及口腔和肺)患者。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未发现机会性感染依据，予经验性抗感染治疗后病情仍有进展，后经过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及多柔比星脂质体静脉滴注化学治疗，病情逐渐好转。本病例提示，高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不应作为HIV感染者并发播散性卡波西肉瘤的排除标准。

目的:探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艾滋病患者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后发生低病毒血症(low level viremia，LLV)对其治疗预后的影响。方法:纳入2015年1月至12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manbet官网登录 感染门诊接受ART≥1年且存在LLV的HIV感染/艾滋病患者(LLV组)，根据性别、年龄、传播途径1∶1匹配血浆HIV-1 RNA<50拷贝/mL的患者为对照组(抑制组)。根据病毒载量将LLV组分成3个亚组，其中LLV-1亚组指HIV-1 RNA为50～200拷贝/mL，LLV-2亚组指HIV-1 RNA为201～400拷贝/mL，LLV-3亚组指HIV-1 RNA为401～1 000拷贝/mL。分析LLV对后续3年抗病毒治疗应答的影响。统计学分析采用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和 χ2检验。 结果:LLV组共纳入137例患者，其中男111例，女26例，年龄为(39.5±13.5)岁。同时抑制组纳入137例患者。LLV-1、LLV-2和LLV-3亚组分别为93、25和19例。LLV组和抑制组ART前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与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随访3年，LLV组累计发生病毒学失败患者比例[7.3%(10/137)]高于抑制组[1.5%(2/1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578， P＝0.018)；LLV-1、LLV-2和LLV-3亚组分别有8例(8.6%)、2例(8.0%)和0例发生病毒学失败，各亚组病毒学失败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LLV组和抑制组在随访1、2、3年时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LLV组在随访1、2、3年时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均低于抑制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183、-2.094、-2.312，均 P<0.05)。LLV-1、LLV-2和LLV-3亚组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在随访1、2、3年时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ART超过1年存在LLV的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更易发生病毒学失败，且免疫功能恢复减慢，提示需对其尽早给予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