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重庆市2014年至2018年接受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1，HIV-1)感染者耐药突变情况。方法:收集2014年5月至2018年12月在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进行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6个月以上的HIV-1感染者880例，采集其血浆标本，使用一步法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和巢式PCR扩增HIV-1 pol基因区的蛋白酶及反转录酶区，获得的扩增序列与耐药数据库对比进行HIV-1基因型耐药分析。采用病毒基因分型工具软件分析HIV-1亚型分布。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880例患者中，血浆HIV-1病毒载量为(4.12±0.63) lg拷贝/mL；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为(251±124)/μL；抗病毒治疗中位时间为26个月。亚型分析中，重组型( circulating recombinant form, CRF)01-AE亚型在HIV-1亚型中占比最大，为38.9%(342/880)，CRF07-BC亚型占28.5%(251/880)，B＋C亚型占16.2%(143/880)。其中534例患者存在耐药突变，总耐药率为60.7%。对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 NRTI)、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on-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 NNRTI)和蛋白酶抑制剂(protease inhibitor, PI)的耐药率分别为51.0%(449/880)、58.6%(516/880)和1.7%(15/880)。对拉米夫定、恩曲他滨、依非韦仑和奈韦拉平的耐药较为严重，中高度耐药率分别为46.8%(412/880)、46.8%(412/880)、51.3%(451/880)和53.6%(472/880)；而对齐多夫定(6.0%，53/880)、依曲韦林(9.0%，79/880)和PI类药物的耐药情况尚不严重。NRTI最常见的耐药突变位点为M184IV(47.3%)、K65R(22.2%)和K70RE(12.6%)；NNRTI为K103NS (25.1%)、V106A(19.7%)和V179DE(14.4%)；PI为L10FIV(7.4%)和A71IVT(6.5%)。CRF01-AE亚型的耐药率为69.3%(237/342)高于CRF07-BC亚型的49.8%(125/251)和B＋C型的51.0%(73/14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22.6、14.6，均 P<0.05)。 结论:重庆市HIV-1感染者经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6个月后，耐药发生率高，以对NNRTI类药物耐药最为多见，其次为NRTI，PI较少耐药。耐药是HIV-1感染者病毒学突破的主要原因。

骨肉瘤是起源于骨组织的高度恶性肿瘤，具有病死率高、预后差的特点。肿瘤微环境的异质性是影响骨肉瘤发生发展及预后的关键。单细胞测序技术通过鉴定骨肉瘤组织中的肿瘤细胞、免疫细胞和基质细胞的功能特征和基因表达模式，描绘了细胞间复杂的交互网络，是解析肿瘤微环境异质性的重要手段。应用单细胞测序技术的高分辨率优势，在骨肉瘤组织中鉴定了SPP1（+）巨噬细胞、C1QC（+）巨噬细胞和CLEC11A（+）B细胞等新的细胞亚型，它们在肿瘤微环境中起着促进肿瘤生长和侵袭的作用。通过对骨肉瘤干细胞亚群的鉴定，推测SERPINA1_CSCL1、FUS_CSCL2和SPP1_CSCL3这三群干细胞可能是骨肉瘤细胞的起源。运用单细胞测序发现mregDCs通过特异性表达CCR7、CCL17、CCL19和CCL22因子从而招募Treg细胞，促进免疫逃逸和肿瘤进展。此外，单细胞测序技术通过鉴定骨肉瘤耐药的潜在靶点，基于此建立耐药风险评分模型，为制定个性化的化疗方案提供依据。在疾病的预后方面，单细胞测序技术识别了骨肉瘤中与免疫浸润相关的基因（如 EPHX2、 FDPS、 GBP1、 MMD和 ZYX），并以此构建了骨肉瘤的预后分析模型，对预测患者的预后具有指导意义。

目的:分析自身免疫性大疱病（AIBD）创面感染患者多重耐药细菌（MDRO）的现况并分析其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manbet官网登录 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AIBD创面感染住院患者。描述性分析患者的基本特征及MDRO的病原学特点，通过单因素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AIBD患者感染MDRO的独立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采用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卡方检验比较感染MDRO组和普通细菌组间的差异。 结果:纳入AIBD创面感染患者271例，男159例（58.7%），女112例（41.3%），> 60岁142例（52.4%），AIBD诊断多为寻常型天疱疮（131例，48.3%）和大疱性类天疱疮（99例，36.5%）。所有患者细菌培养均阳性，MDRO感染74例（27.3%）；共检出108株MDRO，葡萄球菌属（82株，75.9%）和肠杆菌属（15株，13.9%）的检出率较高。感染MDRO组和普通细菌组间在住院时长、累及体表面积、是否自行增减药量、是否外用抗生素药膏、是否使用免疫抑制剂、使用激素时间、激素最大量、入院首次白蛋白值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而在性别、年龄、是否首次住院、疾病诊断、受教育年限、体重指数、疾病病程、吸烟、饮酒、合并慢性病、手术史、低蛋白血症、累及黏膜、外用糖皮质激素、使用生物制剂、抗生素使用时间、入院首次总蛋白值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logistic回归分析示，外用抗生素药膏、使用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最大量、自行增减药量是MDRO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 < 0.05）。 结论:AIBD患者创面易发生MDRO感染，其中葡萄球菌最常见，外用抗生素药膏、使用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使用量大、自行增减药量均会增加感染风险。

目的:探讨伴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敏感突变或经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后T790M突变的肺癌晚期患者接受奥西替尼治疗后的耐药进展模式以及挽救治疗方法和效果。方法:收集2017年4月（奥西替尼在中国获批时）至2019年5月在江苏省肿瘤manbet官网登录 采用奥西替尼治疗的145例晚期肺癌患者资料。截至2019年12月最后一次随访，共87例（60.0%）患者发生奥西替尼获得性耐药，其中61例（70.1%）接受挽救治疗，对于耐药后爆发性进展者挽救治疗以化疗为主，对于耐药后缓慢进展或局部进展者，继续靶向药物治疗，并予局部治疗。采用影像学评价及Kaplan-Meier法分析奥西替尼获得性耐药的进展模式及生存情况，比较不同挽救治疗的效果。结果:61例挽救性治疗患者中位随访11个月（4～32个月），其中58例（95.1%）出现了奥西替尼再次耐药，24例（39.3%）死于肺癌进展。61例挽救治疗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PFS）时间为2.5个月（95% CI 2.1～3.0个月）；中位总生存（OS）时间为19.0个月（95% CI 13.7～26.3个月），1、2年OS率分别为72.1%和41.7%。61例挽救治疗患者中，爆发性进展、缓慢进展及局部进展分别为8例（13.1%）、30例（49.2%）及23例（37.7%）。在接受适当的挽救治疗后，爆发性进展、缓慢进展及局部进展患者间PFS及O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进展后接受局部治疗（24例）与未接受局部治疗（37例）患者间PFS及O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58例挽救治疗后再次耐药患者中仅6例（10.3%）在挽救治疗后获得超过6个月的PFS，均为缓慢进展或局部进展患者。 结论:奥西替尼获得性耐药在临床类型上可以表现为爆发性进展、缓慢进展及局部进展，挽救治疗效果欠佳。

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是造血系统的髓系原始细胞克隆性恶性增殖性疾病。白血病细胞群由不同阶段的细胞组成，在免疫缺陷的动物体内可能引起疾病并可通过引起白血病的持续移植自我再生的细胞是AML干细胞（AML-LSCs）。由于超过96%的LSCs处于G0阶段，它们可能逃脱化学药物的影响，导致药物耐药性和白血病复发。因此，治疗AML的关键一直是如何在不损害造血干细胞（HSCs）的情况下去除LSCs。本文将重点介绍LSCs的免疫表型和靶向治疗方面的新进展。

小于胎龄儿（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SGA）多提示存在胎儿生长受限。追赶生长是纠正生长不利因素后儿童生长发育的补偿机制，因此在大部分SGA中可以观察到追赶生长现象。大量研究认为追赶生长与生命早期发生胰岛素抵抗高度相关，但目前关于追赶生长导致胰岛素抵抗的确切机制缺乏清晰的认识，因而也缺乏针对追赶生长导致的胰岛素抵抗的干预措施。本文归纳近年来关于追赶生长与胰岛素抵抗的相关研究，从骨骼肌产热抑制与脂肪追赶生长、应激与炎症反应和DNA甲基化等方面综述追赶生长导致胰岛素抵抗的可能机制，为临床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问题严重困扰着抗感染治疗。分子技术能够快速、敏感、准确地检出细菌的耐药机制，提高抗感染治疗的疗效和感染控制的水平。质量保证体系的建设是分子诊断技术在细菌耐药性检测中有效应用的保证。但是，由于细菌耐药机制复杂，再加上基因突变等因素，依靠检测一种或数种耐药基因的分子方法存在假阴性、假阳性，以及机制与表型不一致等问题，对分子检测技术的应用有一定的限制。随着分子技术的发展及人们对细菌耐药机制的认识不断加深，分子诊断技术在细菌耐药性检测中的应用必将更加广泛。

目的:探讨热疗对人喉癌Hep-2顺铂耐药（Hep-2/CDDP）细胞株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和可能机制。方法:采用高浓度冲击联合浓度递增法诱导建立Hep-2/CDDP细胞株。采用细胞计数法检测Hep-2亲代细胞株组（未发生顺铂耐药的Hep-2细胞，采用无顺铂的RPMI 1640培养液培养）、Hep-2/CDDP细胞组、Hep-2/CDDP+顺铂细胞组（采用含4 mg/L顺铂的RPMI 1640培养液培养）的细胞增殖能力。Hep-2/CDDP细胞组和Hep-2亲代细胞株组分别使用含有0、0.004、0.04、0.4、4、40 mg/L顺铂的培养液培养，采用四甲基偶氮唑盐（MTT）法检测Hep-2/CDDP细胞对顺铂、长春新碱、5-氟尿嘧啶的敏感性，计算半数抑制浓度（ IC50）及耐药指数（RI）。将Hep-2/CDDP细胞分为4组，对照组细胞于37 ℃继续培养24 h；热疗组细胞于43 ℃作用2 h后37 ℃继续培养22 h；顺铂组用含4 mg/L顺铂的培养液37 ℃继续培养24 h；热疗联合顺铂组用含4 mg/L顺铂的培养液培养，43 ℃作用2 h后37 ℃继续培养22 h。采用MTT法和流式细胞术检测热疗联合顺铂对Hep-2/CDDP细胞增殖和早期凋亡的影响；采用析因分析法观察热疗联合顺铂对Hep-2/CDDP细胞增殖和早期凋亡影响的交互作用；采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热疗联合顺铂对Hep-2/CDDP细胞野生型p53和PI3K表达的影响。将Hep-2/CDDP细胞分为4组，对照组Hep-2/CDDP细胞于37 ℃继续培养24 h；化疗药组采用12 mg/L长春新碱或9 mg/L 5-氟尿嘧啶处理细胞；热疗组Hep-2/CDDP细胞于43 ℃作用2 h后37℃继续培养22 h；热疗联合化疗组采用含有12 mg/L长春新碱或9 mg/L 5-氟尿嘧啶的培养液培养，43 ℃作用2 h后37℃继续培养22 h。采用MTT法检测热疗分别联合长春新碱、5-氟尿嘧啶对Hep-2/CDDP细胞增殖的影响。 结果:成功建立Hep-2/CDDP细胞株。不同时间Hep-2/CDDP细胞组、Hep-2亲代细胞株组和Hep-2/CDDP+顺铂细胞组的细胞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倍增时间分别为43.8、40.6和43.5 h。Hep-2亲代细胞株组和Hep-2/CDDP细胞组对顺铂的 IC50分别为4.771 mg/L和42.749 mg/L，RI为8.960。热疗联合顺铂可抑制Hep-2/CDDP细胞增殖（ F=327.91， P<0.05），促进Hep-2/CDDP细胞的早期凋亡（ F=724.63， P<0.05）；析因分析结果显示，热疗联合顺铂对Hep-2/CDDP细胞增殖和早期凋亡的影响均有交互作用（ F值分别为185.06、472.51，均 P<0.05）。蛋白质印迹法结果显示，对照组、热疗组、顺铂组、热疗联合顺铂组细胞野生型p53蛋白和PI3K蛋白的相对表达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值分别为547.76、404.44，均 P<0.01）。热疗联合长春新碱或5-氟尿嘧啶均可抑制Hep-2/CDDP细胞增殖（ F值分别为33.06、34.61，均 P<0.05）；析因分析结果显示，热疗分别联合长春新碱、5-氟尿嘧啶对Hep-2/CDDP细胞增殖抑制均无交互作用（ F值分别为0.64、0.60，均 P>0.05）。 结论:热疗可能通过上调野生型p53的表达、抑制PI3K相关通路逆转Hep-2/CDDP细胞株对顺铂的耐药性。Hep-2/CDDP细胞株对长春新碱和5-氟尿嘧啶产生交叉耐药，热疗可增加Hep-2/CDDP细胞株对长春新碱、5-氟尿嘧啶的敏感性。

目的:探讨p21活化激酶2（PAK2）在喉鳞状细胞癌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化疗敏感性的关系。方法: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中下载喉鳞状细胞癌相关转录组测序（RNA-seq）数据，123例患者列入研究（12例有癌组织和正常组织数据，其余111例仅有癌组织数据）；应用R软件分析PAK2在癌和癌旁组织中的差异表达，应用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数据库信号通路富集分析PAK2在喉鳞状细胞癌中的潜在功能。回顾性选取2016年4月至2021年6月于朝阳市中心manbet官网登录 行手术切除的原发性喉鳞状细胞癌组织、对应癌旁组织标本各34例，另取喉正常黏膜组织20例作为对照；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各组织中PAK2表达情况，分析其与临床病理因素的相关性。回顾性选取同期诱导化疗前行组织标本采集的声门上型原发性喉鳞状细胞癌患者35例，包括20例化疗敏感患者和15例化疗耐药患者；应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RT-PCR）检测癌组织中PAK2 mRNA相对表达量。结果:TCGA数据库数据分析显示，与癌旁组织相比，癌组织中PAK2表达升高（ P=0.012）；KEGG数据库信号通路分析显示，喉鳞状细胞癌PAK2高表达与信号转导通路、细胞周期、癌症等相关。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显示，34例喉鳞状细胞癌组织中PAK2阳性患者比例高于癌旁组织和正常组织[58.82%（20/34）比0.03%（1/34）、0（0/20），均 P<0.001]；不同分化程度[高分化比低、中分化：33.33%（6/18）比87.50%（14/16）]、淋巴结转移情况[有比无：90.91%（10/11）比43.48%（10/23）]、TNM分期[Ⅲ~Ⅳ期比Ⅰ~Ⅱ期：82.35%（14/17）比35.29%（6/17）]患者间PAK2阳性患者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PAK2阳性与临床分型、肿瘤大小、吸烟史、饮酒史、年龄均无关（均 P>0.05）。qRT-PCR检测显示，化疗耐药组癌组织PAK2 mRNA相对表达量高于化疗敏感组（3.89±0.12比0.78±0.23， P<0.001）。 结论:喉鳞状细胞癌组织PAK2表达水平升高，PAK2高表达与喉鳞状细胞癌患者恶性临床病理特征密切相关，其高表达可能提示对传统化疗方案不敏感；PAK2可能是靶向调节喉鳞状细胞癌化疗敏感性的潜在基因。

目的:通过研究血液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对其耐药性监测，准确掌握我国细菌耐药状况。方法:收集全国血流感染细菌耐药监测联盟(BRICS)成员单位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所有按操作规程分离自血培养的感染病原菌，按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CLSI)推荐的琼脂稀释法或肉汤稀释法进行抗菌药物药敏性测定。采用WHONET 5.6进行统计分析。结果: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共收集33家成员单位8 154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为2 325株(28.5%)，革兰阴性菌5 829株(71.5%)。最常见的前10位病原菌为大肠埃希菌2 831株(34.7%)、肺炎克雷伯菌1 289株(15.8%)、金黄色葡萄球菌922株(11.3%)、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605株(7.4%)、鲍曼不动杆菌372株(4.6%)、铜绿假单胞菌315株(3.9%)、屎肠球菌312株(3.8%)、链球菌属237株(2.9%)、阴沟肠杆菌220株(2.7%)和粪肠球菌205株(2.5%)。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RCNS)检出率分别为34.2%(315/922)和77.7%(470/605)，未检测到对万古霉素耐药的葡萄球菌。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的耐药率为0.6%(2/312)，未检测到耐万古霉素的粪肠球菌。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变形杆菌属分别为55.7%(1 576/2 831)、29.9%(386/1 289)、38.5%(15/39)；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分别为1.2%(33/2 831)、17.5%(226/1 289)。鲍曼不动杆菌对多黏菌素B和替加环素的耐药率分别为14.8%(55/372)和5.9%(22/372)；铜绿假单胞菌对多黏菌素B和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分别为1.3%(4/315)和18.7%(59/315)。结论:我国血流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大肠埃希菌为最常见的病原菌；MRSA的检出率较国内同期其他监测低；耐碳青霉烯大肠埃希菌处于较低水平，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呈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