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散光精准定位标记工具用于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矫正近视散光的效果.方法 选取2022年1月至12月在我院行SMILE且散光在-5.00～-1.25 D的患者120例120眼(均选右眼)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表将患者分为标记组(60例)和不标记组(60例).标记组患者由手术医生使用我科自主研发的散光精准定位标记工具进行标记.所有患者分别于术前及术后1 d、术后1周、术后3个月进行检查,收集术前及术后3个月的检查数据(裸眼视力、最佳矫正视力、电脑验光结果).利用矢量分析工具计算相关散光评价指标:|平均差异矢量|(|DV|)、矫正指数(CI)、误差角度绝对值(|AofE|).采用尼德克屈光分析仪测量患者高阶像差,包括球差、彗差、三叶草差.应用SPSS 26.0软件对两组患者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术前两组患者最佳矫正视力、球镜度和柱镜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标记组患者术后3个月裸眼视力(logMAR)优于不标记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3个月两组患者球镜度、柱镜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术后3个月两组患者|DV|、CI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术后3个月标记组患者|AofE|小于不标记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两组患者彗差、三叶草差、球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术后3个月两组患者彗差、三叶草差、球差均较术前明显增加(均为P＜0.05).术后3个月标记组患者彗差小于不标记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散光精准定位标记工具标记后行SMILE较不标记具有更佳的散光矫正效果,能明显优化SMILE所带来的彗差,提高患者视觉质量.

目的 分析不同区域模式下以角膜顶点或瞳孔为中心测得的全角膜散光及矢量的差异.方法 横断面研究.纳入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在潍坊眼科manbet官网登录 行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联合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的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102例(102眼).术前行Pentacam眼前节生物测量仪检查,收集以角膜顶点或瞳孔为中心2 mm、4 mm、6 mm角膜直径时圆环和圆区模式下的全角膜散光值及轴位进行比较,并进行矢量分析.结果 在相同圆环模式下,以角膜顶点为中心与以瞳孔为中心比较,6 mm角膜直径时散光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相同圆区模式下,以角膜顶点为中心与以瞳孔为中心比较,2 mm、4 mm、6 mm角膜直径时散光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以角膜顶点为中心,圆环与圆区模式下比较,2 mm、6 mm角膜直径时散光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以瞳孔为中心,圆环与圆区模式下比较,2 mm、4 mm、6 mm角膜直径时散光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在相同测量中心圆环与圆区模式下比较,及在相同区域模式不同测量中心比较,2 mm、4 mm、6 mm角膜直径时散光轴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矢量分析法结果显示:在圆环模式下,以角膜顶点为中心与以瞳孔为中心比较,4 mm角膜直径时Y轴上分量的全角膜散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瞳孔为中心,圆环与圆区模式下比较,4 mm角膜直径时在y轴上分量的全角膜散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论 以角膜顶点和瞳孔为中心测量的全角膜散光值具有一定的差异,圆环和圆区模式测量的全角膜散光值具有一定的差异,但其散光轴位均无明显差异.矢量分析法与传统方法分析全角膜散光的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土壤酶以及化学计量比是表征土壤养分可用性和微生物养分限制的关键指标.然而,对川西亚高山天然林转换为人工林后土壤酶活性和化学计量比的变化特征及其关键驱动因素尚不清晰.本研究以川西亚高山云杉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为对象,测定了两种林分的土壤理化性质和酶活性.结果表明:(1)天然林土壤碳氮比(C∶N)显著低于人工林(P＜0.05),其土壤碳磷比(C∶P)和氮磷比(N∶P)则均显著高于人工林土壤(P＜0.05);(2)天然林的酶碳氮比(C∶NEEA)和酶碳磷比(C∶PEEA)显著高于人工林,而酶氮磷比(N∶PEEA)却显著低于人工林(P＜0.01);人工林的碳质量指数CQI1和CQI2显著高于天然林(P＜0.05),而矢量长度和矢量角度显著低于天然林(P＜0.01);(3)天然林土壤微生物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碳、磷限制,人工林土壤微生物则受氮严重限制;(4)冗余分析结果表明,全氮是影响酶化学计量比的主要因素.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在本区域内人工林土壤养分管理中,需充分考虑微生物对氮素的需求.

目的：:比较OA-2000与IOLMaster 700在高度近视白内障患者生物测量中的一致性。方法：:系列病例研究。选择2018年1─2月于北京同仁眼科中心拟行白内障手术的高度近视患者119例（119眼）。分别应用OA-2000和IOLMaster 700进行生物测量，获得角膜厚度（CCT）、前房深度（ACD）、晶状体厚度（LT）、眼轴长度（AL）、角膜曲率（Kf和Ks）、散光及轴向、平均角膜曲率（Km）、角膜横径（WTW）等数据，并通过矢量计算公式计算散光矢量J 0和J 45，通过Barrett Universal Ⅱ公式计算人工晶状体（IOL）度数。2种仪器测量参数及IOL度数差异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一致性评估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及Bland-Altman法。 结果：:2种仪器测量Kf、Ks、Km、J 0、J 45、AL及IOL度数计算结果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测量CCT、ACD、LT及WTW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9.95、5.00、12.25、-5.56，均 P<0.001）。2种仪器各测量参数及IOL度数计算结果的 ICC为0.88~1.00。Bland-Altman分析显示2种仪器测量Kf、Ks、Km、J 0、J 45、CCT、ACD、LT、AL、WTW及IOL度数95%一致性界限（LoA）最大绝对值分别为：0.37 D、0.41 D、0.32 D、0.27 D、0.25 D、32.6 μm、0.08 mm、0.18 mm、0.13 mm、0.73 mm及0.53 D。 结论：:在高度近视白内障患者中，OA-2000和IOLMaster 700测量Kf、Ks、Km、J 0、J 45、ACD、LT、AL的一致性好。2种仪器测量参数通过Barrett Universal Ⅱ公式计算的IOL度数同样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可以相互替换使用。

目的:通过图像分析探究乳腺癌术后全乳房放疗中的皮肤定位摆位误差。方法:选择2019年1—8月在浙江省肿瘤manbet官网登录 行辅助放疗的乳腺癌保乳手术术后患者80例。治疗计划中为每位患者创建CT定位图像，放疗过程中在对患者摆位完成后扫描获得锥形束CT（CBCT）验证片，通过图像处理软件将CT定位图像和CBCT验证片叠加至每位患者皮肤表面位置。测量乳头-肺（ X轴）方向和颅尾（ Y轴）方向的等中心偏差以及叠加图像 X、 Y轴旋转角度的偏差。 结果:在80例乳腺癌患者中， X、 Y轴和旋转角度的系统误差（ μ）分别为（0.01 ± 0.01）mm、（-1.35 ± 0.14）mm和（0.06 ± 0.01）°； X、 Y轴和旋转角度之间的系统误差（ Σ）分别为（1.76 ± 0.72）mm、（1.49 ± 0.58）mm和（0.90 ± 0.12）°； X、 Y轴和旋转角度的随机误差分别为（1.34 ± 0.96）mm、（1.93 ± 1.02）mm和（1.0 ± 0.2）°；在整体和左右侧患者中总矢量误差分别为（3.02 ± 1.26）、（2.88 ± 1.03）和（3.25 ± 1.38）mm，均不具有临床意义。 结论:乳腺癌保乳手术后常规乳房放射治疗过程中依据皮肤表面位置并且结合使用图像处理软件可获得足够小的摆位误差。

目的:观察质量分数0.01%阿托品滴眼液对青少年近视患者眼部生物学参数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收集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就诊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manbet官网登录 并按时完成1年随访的青少年近视患者219例，按照受试者及监护人意愿分为2个组，其中0.01%阿托品+框架眼镜组119例均配戴全矫单焦框架眼镜，且每晚睡前双眼点用0.01%阿托品滴眼液；单纯框架眼镜组100例仅配戴全矫单焦框架眼镜。采用IOL Master测量眼轴长度(AL)、角膜屈光力和前房深度；依据Bennett-Rabbetts公式计算晶状体屈光力；采用非接触式眼压计测量眼压；睫状肌麻痹验光获得近视等效球镜度(SE)；总散光和角膜散光由矢量分解计算获得。均选取右眼数据进行分析，比较2个组眼部生物学参数的变化规律，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评估近视患者SE变化量的影响因素。结果:治疗后12个月，0.01%阿托品+框架眼镜组SE变化量和AL增加量分别为(－0.47±0.45)D和(0.37±0.22)mm，小于单纯框架眼镜组的(－0.70±0.60)D和(0.46±0.35)m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5.523、9.651，均 P<0.001)。2个组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SE和AL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SE： F组别＝1.556， P＝0.015； F时间＝12.538， P＝0.002；AL： F组别＝3.425， P＝0.021； F时间＝18.235， P＝0.008)，其中治疗后4、8和12个月，2个组SE和AL均较各自治疗前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治疗后8个月和12个月，0.01%阿托品+框架眼镜组SE和AL均小于单纯框架眼镜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治疗后8个月和12个月，2个组总散光和前房深度均较治疗前增加，晶状体屈光力均较治疗前减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角膜散光、角膜屈光力、眼压总体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重线性回归模型中，Δ近视SE＝－0.012－2.685×ΔAL－1.002×Δ角膜屈光力－0.656×Δ晶状体屈光力+0.477×Δ总散光+0.363×Δ前房深度－0.060×年龄+0.011×性别，近视SE变化量主要由AL变化量引起( β＝－2.685)，其次是角膜屈光力、晶状体屈光力、总散光和前房深度变化量。 结论:0.01%阿托品滴眼液可有效控制青少年近视患者度数进展和眼轴增长，对散光、角膜屈光力、晶状体屈光力、前房深度和眼压均无明显影响，其主要是通过延缓眼轴增长来控制近视度数的进展。

目的:研究VERO系统的锥形束CT（CBCT）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体部立体定向放射疗法（SBRT）治疗中图像引导的准确性和摆位误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浙江省丽水市人民manbet官网登录 80例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与四维呼吸相关锥形束CT（4DCBCT）重建最大密度投影和平均密度投影的CT图像，据其绘制肿瘤轮廓获得内在靶体积（ITV）；通过比较手动ITV配准与CBCT上运动-模糊肿瘤来确定平移和旋转肿瘤定位误差，同时通过机器人定位床及环形旋转进行校正，校正之后对CBCT进行验证以评价残余误差。结果:初始设置的平均三维矢量位移明显大于六维自动校准后位移［（6.8 ± 2.1） mm比（1.5 ± 0.5） 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94.0%（425/452）的旋转误差≤ 3°；若无图像引导，则基于ExacTrac的立体定位需要左-右方向6.6 mm，上下方向9.8 mm，前后方向6.5 mm；六维校正残留误差后三个方向的安全边界分别降低至3.0、3.2和3.1 mm。 结论:使用ITV-CBCT匹配技术和VERO系统的自动六维校正的在线图像引导能够降低NSCLC患者SBRT治疗中的摆位误差，提高肿瘤定位的准确性。

目的：:对6~12岁儿童使用阿托品和复方托吡卡胺麻痹睫状肌前后的散光变化进行矢量分析，探讨不同睫状肌麻痹剂对学龄期儿童散光的影响。方法：: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9年1月至2020年9月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manbet官网登录 眼科门诊进行睫状肌麻痹验光的6~12岁儿童1 262例（1 262眼），按使用不同睫状肌麻痹剂分为阿托品组（530眼）和复方托吡卡胺组（732眼），均选取右眼作为研究对象。采用TOPCON KR 800型全自动电脑验光仪对所有儿童进行睫状肌麻痹前后电脑验光检查，记录球镜度、柱镜度和轴向。通过Thibos矢量分析方法将散光分解为J 0和J 45。睫状肌麻痹前后散光各矢量成分的差异比较采用 t检验，睫状肌麻痹前后J 0和J 45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一致性采用Bland-Altman图描述。 结果：:复方托吡卡胺组睫状肌麻痹后J 0成分增加0.04±0.13（ t=8.34， P<0.001）。进一步按散光程度和SE高低分组，阿托品组睫状肌麻痹前后J 0和J 4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复方托吡卡胺组J 0差异在各组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J 45仅在高度散光组及近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18， P=0.031； t=-2.67， P=0.008）。Spearman相关分析发现2组睫状肌麻痹前后J 0和J 45相关性高，Bland-Altman分析显示2组睫状肌麻痹前后J 0和J 45一致性均较好。 结论：:与阿托品相比，滴用复方托吡卡胺进行睫状肌麻痹后散光变化显著，特别是对近视或高度散光的学龄期儿童。

目的:采用矢量分析法比较角膜地形图引导的飞秒激光辅助的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FS-LASIK)与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微透镜取出术(SMILE)矫治散光的精准性和稳定性。方法:采用非随机对照研究设计，选取2020年1月—7月在河南省立眼科manbet官网登录 行FS-LASIK或SMILE手术的近视性散光患者120例214眼，按照自愿原则将患者分为FS-LASIK组58例105眼和SMILE组62例109眼。分别于术前及术后1周、1个月和3个月对术眼进行视力、屈光度、眼压及角膜地形图检查，比较各组散光矢量分析结果，包括目标散光矢量(TIA)、术后3个月手术引起的散光矢量(SIA)、误差幅度(ME)、误差角度绝对值(|AE|)、差异矢量绝对值(|DV|)、矫正指数(CI)和成功指数(IOS)。结果:术后3个月，FS-LASIK组术眼无散光11眼，占10.5%，顺规性散光23眼，占21.9%，逆规性散光和斜轴散光共71眼，占67.6%；SMILE组无散光35眼，占32.1%，顺规性散光58眼，占53.2%，逆规性散光和斜轴散光共16眼，占14.7%；2个组间术后不同散光轴向眼数占比差异有统计意义( χ2＝48.20， P<0.05)。术后3个月SMILE组术眼SIA、|AE|、|DV|、CI和IOS均小于FS-LASIK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FS-LASIK组术眼ME为-0.20(-0.37，0.00)D，散光轻度过矫，SMILE组为0.20(0.00，0.25)D，散光轻度欠矫。FS-LASIK组术后不同时间点ME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SMILE组术后不同时间点等效球镜度(SE)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各组内术后不同时间点其余散光矢量分析结果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FS-LASIK和SMILE对散光均有良好的矫治效果。FS-LASIK术后散光呈轻度过矫状态，而SMILE术后散光呈轻度欠矫状态。SMILE术后轴向误差更小，术后3个月内SE稳定性更好。

目的:探讨近视人群中主导眼与非主导眼全眼、角膜前表面及眼内散光的差异。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纳入2018年1—3月于天津市眼科manbet官网登录 屈光手术中心拟接受角膜屈光手术治疗的近视患者138例276眼，采用卡洞法测定主导眼与非主导眼。分别采用显然验光、角膜地形图检查获得球镜度、等效球镜度、全眼及角膜前表面散光。采用矢量分析法将全眼散光及角膜前表面散光分解为J0和J45，并计算出眼内散光值。结果:主导眼的分布以右眼居多，占61.6%(85/138)。主导眼与非主导眼球镜度和等效球镜度，全眼及角膜前表面散光值、J0、J45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主导眼眼内散光值为0.607(0.451，0.808)D，明显低于非主导眼的0.701(0.497，0.901)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52， P＝0.01)。 结论:在主导眼与非主导眼球镜度和等效球镜度无明显差异的近视人群中，主导眼眼内散光明显低于非主导眼，低眼内散光可能是主导眼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